元代官窑哥窑被忽视的史料和历史背景研究_[#第一枪]

最近一两年经常学习和查看许多老师和藏友们关于南宋和元代官窑、哥窑的学术文章以及讨论，很有感触。在南宋官窑、南宋哥窑、元代官窑、元代哥窑的区分定性探索上，一直争论不绝。但多都是根据元明私方记载器物的史料本身来论证，却没有根据更为严谨的史料和结合正规考古发掘以及民间正道收藏的标本来论证探索。甚至有人干脆忽视正规的考古发掘物证，直接定性为：(1)元代没有官窑生产，目前所见到的官窑都是南宋生产的(北官除外);(2)南宋无哥窑，目前所看到的无论是传世还是出土都是元代的生产的。还有与前两种观点恰恰相反的观点。

其实这种观点，也许是忽视了论证结论所具备的全面性和严肃性。主观臆断都不是论证和定性的依据，只有谨慎研究论证和合理推测才是有益的探索。关于元代使用宋金官藏祭器(包括官窑瓷器)、元代仿烧和仿制宋金官藏祭器等都是有明确记载的。比如：《元史》卷七十四的记载：“中统(1260-1263年)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年)，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这条重要记载，揭示几层如下内容：

1、忽必烈于 l 2 6 0年5月建元中统以来到至治初(1321年)的61年当中，继续使用缴获的北宋、金代、南宋宫廷内附礼器是无可置疑的。由于早期蒙元统治者价值观和文化欣赏习惯的制约，使得皇室贵族大量看重和使用金银器越发盛行，像北宋和南宋宫廷那样使用官类瓷器逐渐被金银器替代。但作为礼器的使用，仍然没有全部使用金银器，瓷器便是重要的旧制礼器沿用品。从元大都遗址发现的官类窑瓷器残片和内蒙济宁路考古发掘的元代窖藏瓷器、以及1973年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城东南元代陇右王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元代琉璃莲花托盏(国宝级)、粉青釉瓜棱瓶(国宝级官窑器)、元釉里红高足杯(文物一级)】来看，元代贵族对瓷器也非常看重。

2、这期间对原有器物(含各官窑瓷器)的损坏补烧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恢复旧官窑就成事实。要不然元代高端钧窑礼器瓷器就无法解释，杭州南宋官窑场发掘元代窑层和窑具就无法解释。

3、“至治初(1321年)，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记载说明含两层内容：(1)元朝在杭州继续烧制或者定制瓷器;(2)已经在景德镇设立新窑。从景德镇元代至治年瓷器生产状况来看，尤其从韩国新安沉船发现的遗物来看，龙泉瓷、枢府瓷，釉里红瓷器已经相当成熟。并已经出口(不见青花瓷器)。

4、元代浙江行省，除杭州官哥窑、龙泉所在地而外，还包括九江以东的景德镇浮梁地区(查查元朝管辖范围就知道)。

5、这条记载虽然很重要，但也有许多不明晰的地方，这需要我们提供更多的元代史料来解密。

我们再看看元人记载和杭州的南宋官窑场考古发掘出土元代八思巴文铭文窑具的情况。【1】

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中的记载：“乙未冬(公元1355年)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2】就是说他在杭州的市场上买了一个香鼎，是“哥哥洞窑”的。看着挺新，但又觉得像旧的，看到的人很疑惑。正好碰到一个老头儿叫王德翁，他说最近哥哥窑烧得特别像古官窑，得仔细看，好好辨别。而老虎洞遗址的发掘研究，恰好可以和这段关于“哥哥洞窑”最早的记录相印证。老虎洞的宋代层中发掘出来的瓷器属于南宋修内司的官窑，而在它的元代层上，挖掘出土了大量带“八思巴文”的窑具，和传世哥窑相类似。

通过以上种种证据表白，元代烧制官类瓷器是明确无误的，元代贵族使用官类瓷器也是有考古证据，至于元代宫廷礼器瓷器沿用前朝旧制，《元史》卷七十四的记载这一史料非常重要。虽然并不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但通过我们对如下历史背景分析，可以推断元代早期宫廷礼器瓷器沿用前朝旧制(杂宋金祭器而用之)是存在的。

根据大量研究表明：元代忽必烈时期期，采纳儒臣治国方略，恢复原先宋代祭祀旧制，只不过不能像宋代本朝非常重视罢了，但这是历史确凿的事实。

元代忽必烈建元中统：建立年号是中原封建正统王朝重要标志之一。蒙古统治者自成吉思汗起，直到元宪宗蒙哥时，一直没有像中原正统王朝那样建立“年号”。忽必烈于l 2 6 0年(中统元年)3月践祚开平。5月，即按照中原皇帝的惯例，建元“中统”。这既反映了他即位以后的“祖述变通”或“政事变通”。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其《中统建元诏》云：“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干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号为中统元年”。这里所讲的“前代”，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元以前的中原正统王朝。建元中统，就是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规格改造大蒙古国的重大“政事变通”。换句话说，就是“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的“大汉、大唐、大宋之举”。

因为元代历史的扑朔迷离和史料的匮乏，一些人总以为蒙古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是“不通汉制”、“不效儒治”或者“不懂汉文化”的草莽异族，这其实是有失偏差的。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从蒙哥图治到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之乱(极端反对忽必烈儒治和使用儒臣)”，经历了一个外部和内部的动乱斗争过程。尤其忽必烈建元开始，为以儒治国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于 l 2 6 0年5月建元中统，至 1 2 6 4年8月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就是因为阿里不哥在这年归降之故。忽必烈以改元大赦天下，其诏曰：“宜布维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否往泰来、迓续亨嘉之会;鼎新革故，正资辅弼之良”。这里所说的“维新”、“鼎新革故”，与中统元年四月《即位诏》所说的“祖述变通”以及同年五月《中统元年五月赦》所说的“政事变通”都是一致的。忽必烈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申明此意，说明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的决心是很大的。在“鼎新革故”进程中，忽必烈在潜邸时期所招集的大批才能智略之士(其中多为儒士)，为忽必烈参用汉法，“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起到了“辅弼之良”的重大作用。

虽然忽必烈中后期遭遇儒臣叛乱和西亚人阿合马的乱治，使得以“儒治国”几乎废弃，但其孙子成宗(1294-1307)即位当朝立刻恢复忽必烈早期的以儒治国的方略，这也是忽必烈晚年退位养闲时所默许的。继成宗到仁宗，再到英宗和文宗，尤其是文宗一朝，汉儒治国，大举开放科举考试，全面恢复唐宋礼制，派遣督窑官烧制官窑礼器【3】。这些都是具有历史史料记载的。

所以，南宋官哥窑和元代官哥窑，我们应该尊重历史，渗透历史，它们不是单一存在的，一定是存在在历史背景大环境之下，忽略历史大背景和大环境，容易走偏，甚至钻牛角尖。

说明：此文草稿而已，并不严谨，需要好好成熟和修改。发来和诸位讨论之用，无转载和借鉴的必要。敬请见谅和指导。

注解：

【1】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于1996年—2001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全面、完整地揭露了老虎洞窑址，得以了解这处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全貌。根据考古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老虎洞的遗存可分为南宋时期、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三个时期。其中南宋时期的遗存是修内司官窑，而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的主要遗存仍为与官窑瓷器面貌很相似的产品，表明元代时老虎洞窑址继续生产仿官窑的器物，这一情况是以前所不清楚的，为官窑瓷器的鉴赏提供了依据。尤其重要的是在元代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铭记的窑具，为这一时期文化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元代晚期的遗存中有一类器物与传世哥窑十分相似，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定，表明其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这使陶瓷史上的另一大悬案———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进展。

【2】《静斋至正直记》四卷,元孔齐(一作孔克齐,后有论述)撰,此书是作者在元末避兵在四明时所作.这部书记载了许多元代社会的掌故,典章,还论及书画,戏剧,文物收藏和有关诗词本事等方面的内容.书中所记多为作者所见所闻,其中不乏怪诞不经,因果报应之事,对于国丑,家丑,"持己处家之方,贻谋燕翼之训"(归有光跋语),皆直笔记之.此书有助于了解元朝特别是溧阳及其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农民战争风土人情,对于史学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南京图书馆有五个本子的《静斋至正直记》,都为四卷本,其中(粤雅堂丛书)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刻本,鲍本(卷首有鲍崇城藏书印,原本藏于浙江图书馆,四库存目收入),丁本〔丁氏八千卷楼本〕,裴本(明裴相之校本,亦为八千卷楼藏本)和戊本(卷首有戊午生藏书印)是清抄本.从目前所知的情况看,该书的刻本很少,只有粤雅堂本流传。

【3】元人俞希鲁编《至顺镇江志·人材·仕进·土著》条记：堵闰，字济川，金坛人。初辟浙西、浙东宪司书史，历昌化尉，信州路总管府知事，选为江浙行省椽，除从仕郎，建州路录事。再调承务郎、饶州路总管府推官。趣召入觐，以母老俾便传养，特改授镇江等处稻田提举，且赐金帑以宠行。至顺二年(1331年)七月，奉命督陶器子饶，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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